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《全球災難共同體－與疫情共存的未來》活動主視覺。圖/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提供
自2020年以來的肺炎疫情，衝擊著全球的生活，各產業均受到巨大影響。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（視盟）持續關心著產業發展和國際趨勢，舉辦了一系列《全球災難共同體》線上對談。邀請到來自不同國家、不同領域的專家，就各自的經驗進行分享。從中也思考這個時代的文化藝術界正面臨了什麼？將要面對什麼？該如何因應？
2021國際交流計劃以《與疫情共存的未來》為題，其中第五場對談從社區藝術實踐、藝術教育推廣、駐村交流等等子題進行討論。座談由視盟理事長蘇瑤華擔任主持人，並邀請到Eszter Kállay（匈牙利，詩人 / 藝術家 / 社會工作者）、Davor Mišković（克羅埃西亞，社會學家 / 藝術家）和吳岱融（台灣，教師 / 藝術家）三位與談人參與。試論在與疫情共存的「新常態」之下，各藝文機構，在教育的層面中能夠如何運作。
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《全球災難共同體－與疫情共存的未來》，與談人Eszter Kállay部分。圖/截自線上對談直播頁面
座談會的第一部分，由Eszter Kállay針對「疫情下的藝術教育」展開討論。分析了2020年開始，匈牙利實行遠距教學的經驗。Kállay談到匈牙利分別實施了三個階段的遠距教學，依照疫情的嚴重程度逐步擴大範圍。但是遠距教學卻使得了社會資源不平等的現象更加明顯。這情況下，青年學生與弱勢學生受到的損害最大。
根據研究及親身的經歷，Kállay指出了匈牙利實行遠距教學所遇到的幾個問題。其中包括了部分地區缺乏數位設備（時間落差）、缺乏參與感（許多的學習經驗無法在數位平台發生）、缺乏基礎設施（許多學生並沒有適當的學習空間、甚至沒有書桌）。與此同時，Kállay也談到了遠距教學的好處：對於高中以上的學生而言，能夠訓練獨立判斷的能力、並且增加大多數的學生對於網路的興趣。而對於那些平均需要通勤1.5-2.5小時的學生而言，能夠增加許多自主學習的時間。
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《全球災難共同體－與疫情共存的未來》，與談人Eszter Kállay部分。圖/截自線上對談直播頁面
Kállay也舉了兩個例子說明了遠距教學的運作。例如《瓦桑尼女子合唱團》藉由開放式的課程活動，相當程度地開啟了更自由的參與熱忱。而《橄欖週末計劃 /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，OLIVE》，則是為了尋求庇護者和難民們，提供了每周一次的線上藝術工作坊。在大型活動的參與方面，匈牙利最大的藝文活動「2021布達佩斯雙年展OFF Biennale」也將加強藝術與生活連結為重要考量。規劃以「呼吸」為策展主軸，嘗試多方面反應國際現況。
作為經驗分享的總結，Kállay表示透過網路的遠距教學，有助於舒緩低社交狀態下的緊張情緒，並且延伸出人與人之間新的合作方式。線上舉辦歌唱等等活動，也能夠視的網路上疏離的人際關係更加緊密。總體而言，遠距教學對於已組成的社群（例如班級），尤其是能夠獨立工作的學生（高中生/大學生）所產生的幫助最為明顯。
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《全球災難共同體－與疫情共存的未來》，與談人Davor Mišković部分。圖/截自線上對談直播頁面
座談會的第二部分中，Davor Mišković分享了他在NGO團體Drugo More的工作經驗。Drugo More的主要工作是銜接文化活動與公眾意見，工作地點位於克羅埃西亞一棟具有歷史感的建築物中。其二層樓的空間因應著研討會及展覽的需求，同時有著會議室及畫廊展廳的配置。
Drugo More團隊即便在疫情之下，依舊盡量維持推廣活動的運作。於五月份剛剛完成了一個大型的教育項目：《Project X》。該項目共計有200多名的參與者，舉辦了18場的研討會，並結合了多場工作坊。最終的成果發表會涵蓋了電影、版畫、設計、表演藝術等等多面向的討論。
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《全球災難共同體－與疫情共存的未來》，與談人Davor Mišković部分。圖/截自線上對談直播頁面
項目的參與者大多是16-23歲的青年群，創新的活動形式讓他們創造了一些能夠與同齡人分享的話題，並藉此產生了自我肯定。Drugo More以不同的方式對於疫情隔離期間，種種的事件與規則進行反思。例如項目之一的「電子不服從工作坊Electronic Disobedience Workshop」，就使用電子設備追蹤城市中的垃圾分佈。對於當地「垃圾不會運至回收場」的傳言，展開各個階段的紀錄分析。Drugo More一直鼓勵青年人，參與到當代藝術的批判體系中。以視覺藝術來呈現對於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科技等領域的反思。廣邀青年族群參與的Project X，試圖展示某種當代藝術的方法論。進一步地將藝術行為與日常生活連接在一起，並且對於過程及結論進行批判性的思考。在成果發表的展場中，參與者們以視覺藝術的形式呈現出研究成果。Mišković認為，疫情並未真正改變教育上的問題，但它在工具使用上的確造成了影響，如此形式上的改變是需要適應的。
